二胎政策逐步开放可能将在部份省份先行试点拳

二胎政策将放开 的消息，是在全国两会期间意外传出的。 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二胎政策到 125 末期可能会放开，而放开二胎政策不会致使人口暴涨。

王玉庆还表示，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执行的是 一孩半 政策(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渐放开。

对于王玉庆提出的这条 城市复制农村 的政策路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不太可能实现。因为 一孩半 政策本身已经存在明显弊端。

第一胎生女孩就可以生第二胎，如果是男孩就不行，客观上有重男轻女的偏向。过去农村用这个政策，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好，等因而政策上的一种让步；而现在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当年农村完全不同。 翟振武说。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村缺少B超设备，没有造成严重的出身性别比失衡，而现在装备便利，如果 一孩半 政策引进城市，将会加重出身性别比的失衡。

接近国家计生委的人士表示，目前 二胎政策放开 的路径已有大体方向，第一步肯定不会是 全面放开 ，会选择从 单独二胎 (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经申请批准便可生育二胎)起步，并在 ~4个省分先行试点，而试点的相关条例则要经试点省份的省级人大审议通过。

这次试点主要选择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涉及部分人群。据分析， 双独二胎 已经释放了一部分人群， 单独 再释放一部分人群，将来平缓过渡，梯次进入，逐渐扩大，震荡较小。

短暂的 开小口

目前国家计生部门还没有正式确认有关 二胎政策调整 的消息，但舆论仍然捕捉到了重要信号。这一信号，也被认为是二胎政策此前多年在部份地区探索的结果。

整个计划生育调整，特别是二胎政策调剂，就是由一个个非常小的步骤叠加起来的。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教授这样表示。

上世纪80年代起从事计生工作的湖北长阳计生局原副局长田文金，对生育政策的变迁有着印刻式的记忆。

1984年之前，对所有人通通执行 一胎化 ，特别是1982年、198 年，农村每天都有广播大会宣扬政策，层层制定规定，发文件，层层发动，开党员大会。

这段日子正是 一胎化 政策推行最核心的几年。其启动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发表一封 公开信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令，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公开信的发表，让大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偏向更严格的控制。8个多月后，湖北省政府将 提倡生育一个，最多两个 的政策修改为 推行毕生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10月长阳开始具体推行省里的政策， 当时就是狠抓结扎。 田文金说。

然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在各地很快遇阻。 特别在农村地区，发生诸多强迫命令的恶性事件。

1984年4月1 日，中央出台了 七号文件 ，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 群众满意、干部好做工作 的基础上。文件提出：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可以有控制地对二孩生育口子开大一点。

各地就此纷纭 开小口 。当年7月湖北省提出 开小口、堵大口、杀歪口 的政策，9月长阳对 开小口 做出具体规定，1985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后，更是将二孩的生育政策放宽到了县内全部城乡居民。

顾宝昌教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记忆是： 开小口 启动很急，下面的状态一直紧绷，上面突然1放开，下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干脆就不管了。因为下面的工作一直在得罪人，很难。

如此，从1985年开始，一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几近停摆。 一开始，计生助理员送一种写着 可以生二孩 的纸条，催着赶快生，后来有没有纸条都可以生。 田文金回想。截至1986年底，长阳全县出身人数由1984年的6597人上升到11429人。

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的生育率呼拉一下就上去了。 顾宝昌说。

这样的局面让各方面紧张起来。1987年中央开始收紧政策，当时的 2孩政策 被指为造成混乱局面的 根源 。

1987年10月，长阳发布《关于非农业人口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决定收回 非农业人口的二孩政策 。但是短暂敞开之后，突然 收紧 可没那末容易。 下面是渐渐收，收而不紧，1直到1988年底才算收紧了。

在中央收紧政策的过程中，因为各地实际情况不一，出现了一种妥协局面。 上面退了一步，比如大多数农村履行的是 一孩半 ，不是严格的一孩政策；下面也退一步，不再坚持两孩政策。 顾宝昌说。

两孩 试点

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全国对 二孩 政策收紧之时，一些很少为人关注的地区继续着 放开生育二胎 。

它们中的代表有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等，这些地区都曾在80年代中期被国家计生委确立为 2孩 政策试点地区。

1985年，在国家计生委专家咨询组成员梁中堂向国家计生委申请后，山西翼城成为特批的第一个试点。紧随其后，又有20多处地方效仿翼城。而这些试点地区的确立，在当时带有很强的自发性。 基本是下面提出要求，上面点头同意。 顾宝昌说。

然而，随着1987年中央政策收紧，绝大部分地区的 二孩 试点均被取消，而坚持下来的几个试点，则在国家计生委 不支持也不反对 的态度中得以保存。

当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到达 小康 ，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人均800美元，一个是12亿人口。但是到1990年左右，中国人口已到达12亿。 顾宝昌说，80年代末，我国人口形势确实面临很多问题。

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提出，这种情势下只能实事求是做工作。最后设计出一个方案，认为可以将20世纪末的人口控制在1 亿内。1990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人口政策要保持稳定。

在国家保持政策稳定的同时，几个 二孩 试点地区也在坚持。其中甘肃酒泉的试点经历很是曲折。1986它刚被国家计生委确立为试点，第二年恰逢取消试点；1988酒泉再次争取到 试点 身份，结果1990年《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全省农村推行 一孩半 政策，酒泉则要求继续执行 2孩 政策，终究1995年省里再次明确其 试点 身份。

酒泉想尽办法坚持下来。而承德、恩施等地方就一直打少数民族牌。

20多年过去，二孩试点情况如何鲜有公然报道。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专门针对 2孩 试点地区的调研。

调研的四个地区是保持了20多年 二孩 政策的酒泉、承德、翼城、恩施，覆盖人口约840万。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中一部分属于贫困地区。调研结果显示，多年来，这些地区人口保持低增长，出生率或生育率都低于或接近与它们条件相似但执行 一孩半 政策的地区。

酒泉的情况是，20年来，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全省水平。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低于全省的1.7，同时酒泉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平缓，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17%，基本实现了试点的预期效果---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

调研报告据此给出以下分析：即便普遍可以生育二孩，人们也并不是一定要生二孩。主要原因是考虑孩子教育、经济负担和政府号令。生育政策的束缚作用已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

一名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曾对媒体这样评价： 所有实行试点的地方，都可说是成功的。 而顾宝昌表示，20年来，很多人去考察过这些试点，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国家计生委，而最后的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但不宜推行。 政策试点这么多年来，只能让它独自存活。

多米诺骨牌 式微调渐进

2001年，一直在 二孩 试点中的酒泉再次跻身 试点 ，这一次是 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 。

酒泉就此取消了一直被省里要求保持的 生育间隔期 。所谓 生育间隔期 主要针对实行 一孩半 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和实行 二孩 政策地区。

在规定 生育间隔期 的情况下，即使生第二胎在政策范围内，但与第一胎间隔不够4年，就算计划外生育。 顾宝昌说，目前，在全国的很多地区，由于 生育间隔期不足 而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比例达到了总数的 0%以上，海南省的比例则达到了50%以上。

一名基层计生干部告诉本刊，为了让人们遵照 间隔期 ，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违反间隔受到处罚的占计生处罚的一半。

2002年，海南省计生委开始斟酌将 生育间隔期 从4年调整为 年，随后，这个建议写入了《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草案。提交人大讨论后，令海南省计生委意外的是，意见相当一致：全面取消 生育间隔期 。

海南省率先行动后，迅速引发各地效仿。从200 年到2009年， 、甘肃、浙江、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相继取消了 生育间隔期 。

其中，广东省对这次政策调整所做的背景说明说，依靠生育间隔期错开生育高峰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2008年湖北省开始行动。这一次，湖北省计生委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家计生委的报告，湖北省计生委负责政策法规的一名官员说，其中就有关于取消 生育间隔期 的资料。

顾宝昌认为，现在这类局面还是各省各自为政， 中央不可能下一个命令说必须取消生育间隔，都是自行选择。

那份报告则是国家计生委拜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题为 取消生育间隔期对未来中国人口总量的影响 的研究性预测。结论是，取消生育间隔期后，两年后，到达人口峰值时，全国人口总量将比现在的4年间隔期增加640万人。这个数量不会对人口计划造成冲击。

事实上，海南取消生育间隔期后，有关专家就对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权威的预测报告，加上其他地区的经验，各地在效法时自然觉得风险不大。 下面推得开，上面也认可，何乐而不为？ 顾宝昌总结。

同样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 也产生在各地对 双独家庭生育二胎 问题的强调上。

2002年新版的《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特别增加了 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申请生育二胎 的条款。此时距离1980年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22年，不少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阶段。湖北省根据1979年至2001年历年独生子女领证的情况计算，平均每年出身独生子女约4万人。

这一年，城镇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生第二胎这1政策，已经在全国27个省市履行。

1980年公开信就曾指出 一胎化 是一代人的政策，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 顾宝昌说。

2006年9月，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芸莉在与友交换时表示，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希望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把二胎生下来，此举将有利于未来解决北京劳动力和老龄化问题。不久，广州计生部门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

这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说，这类变化隐藏了对目前城市人口结构的考虑。 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是421，即 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这种家庭结构非常脆弱，养老问题严峻。

同时，独生子女家庭存在诸多风险，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被更多人关注。 人口问题是个慢效应，等意想到出问题再来解决就为时已晚了。 穆光宗说。

一个县的生育政策 先行先试

长阳决定走联合之路，与相邻的五峰县走到了一起。 作为两个民族自治县，就要打民族牌，争取需要的生育政策

地处鄂西山区的湖北省宜昌市长阳，是 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土家族自治县。早春三月，这里刚刚走出阴霾天气，山间浓雾尚未消散，街道在叫卖声中渐次沸腾。

此时，长阳县计生局一派繁忙，按照2010年底修改完的新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长阳城镇人口的 二胎生育 政策正在进一步放开，新的考验开始了。

原来规定夫妻双方户籍都在长阳，而且居住4年以上，才能生育二胎，现在打破户籍限制，外县或外省的婚嫁到长阳后，只要长期生活居住在长阳，即使户口仍在外地，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负责修改条例的长阳县计生局副局长齐顶武告知本刊。

对 放开一方户籍 的做法，湖北省计生委曾明确表示反对，担心有人钻空子。终究，长阳县增加了 生活居住 的限制条件：在长阳当地有相对固定的工作、产权房。省计生委考虑到长阳目前生育秩序良好，也就认可了。

而长阳县计生委去甘肃、宁夏等地交流民族生育政策时，一听到长阳打破户籍限制的二胎生育政策，当地的计生干部无不惊呼：这个设想胆子太大。

对于长阳来说，似乎不担心大胆设想的结果，由于这不过是长阳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微调。

长阳位于三峡地区，地处偏僻山区，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经典生育理论，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严格的生育政策，没有理由不出现生育高峰。

伴随着全国生育政策的步调，1979~1984年，全部长阳县(包括少数民族)都不能生育二孩；198 年开展大规模的结扎动员行动，2万多人接受节育手术；1984年长阳成立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的组织机构没有松动。

1985年，随着全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短暂松动，长阳县允许城乡居民普遍生育二胎。1987年，国家计生委官员来该县检查工作时，认为民众抢怀、抢生现象普遍。长阳取消了其城镇地区的二孩生育政策。

但从90年代开始，长阳逸出了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轨道，用他们的话说是，善用政策，不断拓宽 基本国策 的尺度。丧偶再婚家庭生 3孩 ，城镇居民也可生育第二个子女，非本地户籍常住者也可生育二胎。

而人口膨胀并未到来。自90年代以来，长阳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规模从1995年起连续数年呈负增长。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干群关系、行政成本，曾是长阳 突破政策 的出发点；随后，人口高速老龄化、劳动力外流严重、大龄光棍成群，成为现实的压力。

现在看来，多生不对，少生也不好。 长阳县人口计生局局长闫洪南说，短期来看，多生危害大，但长时间来看，少生甚至不生的危害更大。

白天追，晚上追

2000年，长阳县传出再婚家庭生育政策放宽的消息。这个消息让长阳县鸭子口乡计生办主任郭红梅，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做计生工作后，郭红梅把大量精力都花在追踪再婚家庭的计划外生育上。 白天追，晚上追，一追就跑。反反复复。

在这个山大、人稀的民族自治县，这样的经历对每名基层计生干部来说都不陌生。

在黄柏山乡布湾村，一对年迈的父母，因家里有六个大龄未婚的儿子，被称为 七爷一枝花 。1995年，终于等来儿子结婚。但媳妇怀孕后，因再婚前已生育两孩，按省里的政策不准生育。乡长、书记十几次上门劝阻，一心保存 独苗 的儿子，带着媳妇四处潜藏。

终究，同村20户村民凑齐5000多元罚款，帮其说情，生下1女儿。

老百姓苦苦哀求，很让人同情，但是不做又没法向上面交代。 郭红梅说，遇到这类事，只能对大众说： 合情，不合法，亲生骨肉想留下来，要等上面的政策。

这政策一等五年。5年间，无奈演变成 你死我活 的冲突。1998年，火烧坪乡在发动200人、追踪两个月后，阻止了一个两孩丧偶再婚家庭的生育。孩子没了，初婚的丈夫精神崩溃，砌坟、立碑写上为孩子取好的名字，随后扬言要杀害乡干部。

天柱山村计生妇女委员李金春说，1997年以前，计生干部庄稼被毁、养猪被毒死的现象屡见不鲜，自己也曾在家门口被人威逼过。

在齐顶武看来，这一过程付出的行政成本也相当惊人。 出现1例，最少要20人做工作。由于是 一票否决 ，乡镇党委所有的党委委员、计生办干部、所有村干部都要参与。如果跨省追踪，吃、住、行少则一万，多则几万，每年要花费 0万左右。

多重代价之下，丧偶再婚家庭的计划外生育仍屡控不止。而随着贫困山区丧偶再婚家庭日趋增多，长阳调剂现行生育政策的欲望日趋强烈。

1998年4月8日，一份 修改意见书 由长阳计生局递交给县政府：请求对民族地方一方丧偶并有两个孩子，另一方是初婚的重组家庭，照顾再生一个孩子。

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政策的建议。 湖北长阳计生局原副局长田文金告知本刊。在1991年、1995年，计生局也曾两次提出修改建议，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终究没有构成正式文稿。

觉得难度太大，不知道怎么做，只能不断找一些个案向上反映。 1998年，长阳计生局第一次在全县组织了针对再婚家庭生育问题的调查，形成一份完整报告。

报告指出：随着长阳的未婚女孩不断从山区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大龄男子只得将择偶对象锁定在离婚或丧偶的妇女身上。而长阳农村原本执行的就是两孩政策，这样的妇女普遍生有两个孩子。而对于大山里初婚的男子来说， 养儿防老 是现实需要。这样的家庭有强烈的生育愿望，却遇到政策窘境。

根据1998年的调查统计，当年全县丧偶再婚家庭716个，其中两孩家庭为482个，占三分之二强，而其中男子初婚的也占三分之二强。

这份调查报告让计生局内部达成共鸣：既然上面的政策等不来，自己得先做点什么。

政策1放开，地球就会爆炸

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修改一下规定。 田文金说。

规定 是长阳县从1989年开始执行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实行 湖北计划生育条例 的若干具体规定》，实质上就是履行 省条例 。

递交了建议书，做了汇报，县委、县政府却不同意修改，理由是现象不够突出。

田文金与同事组成调查团队，在长阳境内多番调查，统计出长阳县一年因强制执行再婚家庭的计划外生育政策，引发冲突40多起，各乡镇每一年产生5起左右。在搜集全国资料时，田文金与同事发现，在全国其他山区，这一时期也暴露出类似问题。

田文金等人的调研文章引起县委、县政府关注，终究决定促成政策调整。此刻，长阳县计生局却陷入了急切而茫然的境地。

想法逐渐成熟，路径却不清晰。 长阳计生局吴开荣回想说，起初完全没想到可以构成后来的单行条例。 当时对那些立法依据根本弄不明白。

1999年 月，长阳县人大常委会向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递交了 关于制定《 湖北计划生育条例 变通规定》的请示 。

通过和县人大反复沟通，计生局有了新思路：可以用民族地方自治权制定自己的单行条例。 过去法制观念很淡薄，知道有自主立法权，但没想过用，也不清楚怎样用。 田文金说。

这一基本成熟的变革思路，到了上面行得通吗？

不久，湖北省开了一次计生研讨会。长阳计生局提出思路后，荆州的一名代表首先发言：我国人口膨胀太快，长阳虽是土家族自治县，一旦放开，会产生80年代的人口大膨胀。

大膨胀是说1984年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后，长阳在生育上对城镇、农村全部放开，结果两年时间，每年出生的人口相当多，比现在每一年新增人口多出几倍。 田文金解释。

专家、学者纷纭担忧 大膨胀 ，主管部门湖北省计生委的代表也强烈质疑。有位专家提示，先回去弄科学预测，看看放开再婚生育条件后一年能增加多少人口。

回到县里，田文金他们随即针对40岁以下的育龄妇女展开调查。预测显示，在政策放开后，即使是高峰期的头一两年，每一年的出生人口也就增加2人。这样的结果，结合长阳自90年代以来长期低于全国和全省的低生育水平，逐渐说服了一些专家和领导。

担忧并没有消失。湖北省计生委的一些老领导依然不能理解。 这批老领导对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很执著，认为政策一放开，地球就会爆炸。

省里的争议一时难以平息，市里的态度则悄然变化，从明确反对到默认。宜昌市计生委原主任张宗益告知本刊，当时市里认为没有必要参与长阳的政策调整，但成功了也不反对。

2000年5月，湖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前夕，为了顺利通过《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条例》，长阳计生局希望市计生委能派代表参加，让条例的通过更有说服力。 几番约请，车子我们出，领导我们请，钱我们出，但市里一直不愿出面，认为在政治上要冒很大风险。 田文金回忆。

孤立无援的长阳决定走联合之路，与相邻的五峰县走到了一起。 与五峰县的计生局干部交换，大家都认为再婚家庭的生育问题最突出。长阳的就说，作为两个民族自治县，就要打民族牌，争取需要的生育政策，5峰的当即表示，那就由我们两个县来突破。 田文金说。

再婚丧偶家庭可以生 三孩

2000年5月29日到6月1日，时任长阳计生局副局长的田文金参加了湖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为会上审议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条例》答疑。

说起这三天，田文金感叹： 这次条例的通过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当时相当难。

最大的争议，是针对再婚家庭生育政策的放宽。省条例规定，再婚夫妻，如果一方有两个孩子，另外一方是初婚，结合后不能再生育。而在长阳提交的条例草案中提出：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的再婚家庭，一方丧偶有两个孩子，或虽有两个孩子，但离异时依法各抚养一个，另外一方初婚的，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

这相当于 三孩 政策，之前长阳一直履行省条例，突然要突破，自然有争议。

田文金清楚地记得反对的声音： 这样的规定，在全国 1个省市中， 0个没履行过，不知道其效果 ； 会引发其他地方效仿 ； 湖北的计生工作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紧，不能松 。

一片反对声中，答询时间到了。 我一个来自基层的计划生育干部，就用事例和数据说话。 田文金拿起 长阳二孩丧偶再婚家庭生育 调查报告，逐一做答。

我想可能通过不了。 就在田文金做好思想准备时，《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条例》却在6月1日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被批准了。

这一版条例在草案基础上，删除了 离异再婚家庭 的再生育政策，保留了 丧偶再婚家庭 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虽然有所妥协，但还是前进了1大步。

2000年底，长阳县人代会通过了这部单行条例，再婚丧偶家庭生育政策放宽。第二年，五峰县也放宽了这1政策。

生育政策的口子只能渐渐开大

这次条例通过，比田局长那次容易多了。 长阳县计生局主任向洪卫拿出一叠2005年新条例通过时的照片。

这是2005年 月29日上午，湖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分组审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这次代表发言中，出现最多的辞汇是 允许、同意、风险不大 。

事实上，这次调整的幅度比2000年那次大很多。 向洪卫说，2005年的县《条例》对城镇人口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长阳县内所有公民都可以生二孩，特殊情况可以生三孩，杜绝4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菊华将这次调整后的政策称为 城乡一体化的二孩政策 。齐顶武则表示： 看起来似乎是恢复到80年代中期的政策。但仍然有一些限制，比如夫妻双方必须在长阳生活、工作4年以上，且至少一方为土家族。

如此敞开式的调剂，为什么反而没人担心了？

最直接的原因，2000年版条例执行后，没出现生育高峰。长阳县计生局提供的生育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0.7 之内，人口出生率控制在8 之内，低于同期全国、全省的水平。

杨菊华的调查报告指出，这次之所以没有出现80年代中期的 抢生、超生 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生育意愿和政策环境已大不相同。

为了保证政策调剂的合理性，2004年，长阳计生局曾针对城镇1孩育龄妇女展开调查。 预测结果是，2孩政策调剂后每年多生50人。但现在4年过去，也没超过这个数字。

2005年版条例对再婚生育条件也进一步放开，离异再婚的也纳入政策调剂范围。

这部份人不是特别多，但出现一两例，计划外的工作特别难做。 吴开荣说，这种人性化的修改，在2000年以后比较顺，由于拿到了 尚方宝剑 ：2000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明确了实现计生政策的途径并不是过多依赖行政强迫力，而是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2002年 月，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已从下降生育水平阶段过渡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新阶段更强调 以人为本 。

不过也还有不遂人意之处。齐顶武说，在2005年县条例的修改中，本来还申请了取消生育间隔期，省里不同意。出乎意料的是，2008年湖北省条例修改，省里却自己取消了生育间隔期。

齐顶武将这种情况形容为省里对县里经验的 吸纳 ---在2002年湖北省条例的修改中，也曾比照2000年的长阳条例，将再婚家庭的生育条件放宽。

眼下，新一轮放开户籍限制后的二胎政策，在长阳已实行三个月。 挺顺利。 齐顶武满意地说，老百姓和计生干部之间的关系和谐了。

户籍限制放开后，影响最大的就是婚嫁到长阳境内的三峡库区移民。他们长居长阳，但依照老条例，由于户籍还在外省，不能享受和长阳当地城镇居民一样的二胎生育政策。

他们的窘境在于，一旦把户口迁过来，在老家的移民补偿政策就不能享受，一年少则4五千，多则上万元。两难境地之下，这部份人群经常上访。

新政策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但也带来隐藏的风险---需要取得外省籍妇女在外地生育子女的确切信息。本来只要点击 育龄妇女信息 就可以，这是全国联的信息平台，要求今年1月1日全部对接，但很多地方还未完成，目前共享信息还有困难。

对于生育政策，口子只能慢慢开大，一次性开大是不可能的。 齐顶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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