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晚年的创作困惑节能

沙汀（右）与本文作者（1984年4月）

书名：《我的舞台我的家： 我与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束沛德 出版：作家出版社 2015年2月版

本书作者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从个人的视角，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作协的人和事，可真切了解作者所熟悉、敬重的文坛前辈、名家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对文学的真知灼见。我们选摘其中描述老作家沙汀一文。

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病中 还如此关心我这后生晚辈的病后疗养

有一次参加宋庆龄奖的组委会，我住招待所十多天。评选工作一结束，回到家里，就着手处理半个月积压下来的、一些亟待回复的信件。第一封回信就是写给沙汀同志的。因为11月中旬，他让秘书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我寄去的文学评论集早就收到了，“肺部老毛病又犯了，一住院就是三个多月，整得人痛苦不堪。10月26日才出院，目前身体仍然很虚弱，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在这封信中，他还写道：“最近秘书给我读报，有消息说多饮绿茶可以防癌治癌，我立刻想到你。我们中国茶文化历史最长，饮茶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不妨试试，多喝绿茶，对身体会有好处。”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病中还如此关心我这后生晚辈的病后疗养，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缕感激之情，我在回信中，恳请他在寒冬时节注意护理，多加保重，特别是对失去交往数十年、亲如手足的老朋友艾芜同志，务必控制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因此过分悲伤而影响自己病后正在恢复的身体。

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封上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就传来沙汀同志当天凌晨逝世的噩耗。我顿时沉浸在无限悲哀和惆怅之中。我后悔没有早几天回信，把我的真挚问候带给他老人家，让他再次感受到“忘年交”的情谊和温馨。

我结识沙汀同志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跨进文学门槛之后，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严文井同志，第二个上级就是沙汀同志。195 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创作委员会时，沙汀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那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担任创委会秘书，并《作家通讯》，沙汀正是我的顶头上司。沙汀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工作十分谨慎细致，一丝不苟，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创委会每个季度要向作协主席团做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沙汀总是同创委会秘书室的同志一起阅读作品，一起讨论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共同商量应当肯定哪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指出创作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动态和倾向。对我们起草的《创作情况汇报》，他在统改全稿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他那专注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沙汀可说是忘年交，当我还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准老人了。然而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心灵的沟通。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有两年光景，可说是朝夕相处。有两段时间，沙汀的夫人不在北京，他成了寂寞的单身汉。那时我也还没结婚，每到周末傍晚或星期日，他常常闯到我的房间门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声“束沛德”，约我到饭馆去打牙祭。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 ”，都是我们光顾过的地方，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吐露，北京不是久留之地，自己也不适合做创委会的工作，还得争取早日回四川去，深入生活，从事创作。我1956年底结婚时，沙汀已和我分处两地。后来他来京开会时，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料台布作为礼物。至今这块台布还覆盖在我家冰箱上哩。

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

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十年动乱的噩梦醒来，迎来了历史新时期的曙光。1978年春，正在外地工作的我从报上刊发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见到了沙汀的名字，分外喜悦，当即写了一封信寄往政协会议秘书处转沙汀，没过几天就收到他的复信。沙汀了解我的困境，在回信中热情地勉励我找机会归队，回文学战线工作。后来经过他多方联系，在全国文联、作协恢复工作时，终于我又回到文学岗位。从此，我们的接触和交往又频繁起来。

在1984年秋天的一次谈话中，沙汀向我谈起WiiU《塞尔达传说 风之杖HD》限定版正式公开，最近正在思索建国 0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我反复考虑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富有经验的老作家建国后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作品？茅盾当了文化部长，也就写不成小说了。巴金还是他先前写的那些中长篇。张天翼除了写一点儿童文学，也没写多少。艾芜写得不算少，但写得好的，还是《南行记续篇》这类题材的作品。周立波情况稍好一些，写出了《山乡巨变》等。沙汀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一是我们安排作家当这个“代表”、那个“委员”，或者是当局长、主席，陷在文山会海中去，没有多少创作时间，加上各种运动、学习，作家不能深入到生活中去、在群众中扎根。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而是应当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创作条件、生活条件，切实保证创作时间。二是在创作题材上，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坚持多样化。不能把写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每个作家都有他熟悉的一个方面、一个地方，有他的优势和擅长，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艾芜解放后虽曾下鞍钢，但他的生活积累主要还是《南行记》时期的。让作家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在他真正熟悉并有了真切的感受、体验之后。沙汀还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为例，说是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充分的体现了360助手极强的社会心，不敢写反面人物（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期的恶霸、豪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冲破思想牢笼，放开手脚，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滩》。

沙汀说的这两点，是他的切身体会，是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出的总结，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沙汀建国后自觉地服从党的分配，做了40多年文艺团体的行政组织工作。说实际的，这很难说是“用其所长”。他是一个作家气质很浓的人，一门心思要搞创作，既有生活经历，又有创作才华，如果及早把他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从事自己所熟悉和擅长题材的创作，也许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还会增添几个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

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

依然觉得很有味

几十年里，他不仅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一直坚持记日记。1984年秋，他对我说：现在我掌握两点，一是不出头露面，二是集中精力写回忆录，整理自己的文稿、日记。我去看望他时，不止一次地见他戴着老花镜兴致勃勃地在阅读誊写出来的日记。他告诉我：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很有味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巴金、周扬、沈从文、张天翼、严文井、陈白尘等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既有具体描写，又有对话，昨夜看到十一二点，还不想休息。读到有些地方，自己竟不禁放声笑了出来，甚至坐不住，跳了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写文坛上的人和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他同冰心、巴金老人一样，主张讲真话， 情实感，敢以肝胆见人。有一次，他谈道：有的同志对自己，光讲好的一面，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和弱点呢？巴金就不是这样，他在《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里，就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袒露在读者面前。沙汀说，自己在《敌后七十五天》一书中也是写在敌后的思想情绪的，如想家、想老婆孩子等等。他多次谈到自己没能在敌后坚持下来，是在一次严峻的考验中不合格。他描述自己写《敌后七十五天》的心情，有点像卢梭写《忏悔录》似的。沙汀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沙汀终因患青光眼，造成双目失明，不能看书读报，也不能写作了。当我听他发出“这下子可苦了”的哀叹时，我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而震撼。是啊，一个写了一辈子的人，把写作视为第二生命的人，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被迫放下紧握几十年的笔，怎能不感到心如刀割呢？

（：刘颖娜）